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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人物研究的最新进展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添加时间:[2008-03-20] 作者: 浏览次数:2075

党史人物研究的最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档案史料的大量发掘和公布,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很多已有结论或定论的问题,有了新看法、新解释;以往少为人知的重要党史人物,逐渐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功过,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本文择近十年来党史人物研究的若干新进展进行评述,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

  邓小平

  真正对原有社会主义观念提出质疑的是邓小平

  论者的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林蕴晖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原有模式框架内的修补和改良,真正对原有社会主义观念提出质疑并成功领导社会主义模式转换的共产党领导人是邓小平。龚育之撰文从“超越”的角度概括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关系,指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的超越;而在纠正和继承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这三个因素的结合,则赋予“独特超越”以另一层、更深层的含义。分析视角非常独特。

  刘少奇

  关于四清运动的评价

  近十年关于刘少奇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是出版了《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王光美、刘源等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也值得关注。在对刘少奇参与领导的四清运动的性质和评价上,《刘少奇传》是基本否定的,而《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则认为四清运动是一场名符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陈云

  以人为本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

  在陈云诞辰100周年之际,有关他的传记、专史就有近20种。刘国光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中贯穿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特别是陈云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个朴实而深刻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并一直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正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

  

周恩来

  研究焦点是其晚年

  近十年来关于周恩来的研究成果多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关,近来出版了《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建国后部分。《周恩来传》主编李琦对周恩来的新评价是“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

  周恩来研究的焦点、难点是对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评价。李琦对“文革”中的周恩来作了肯定的评价。对人们常有的疑问——“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李琦提出,在当时毛泽东有很高权威的情况下,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都难以反对。另外,研究者提出,在“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决策上,周恩来和毛泽东是存在分歧的。

  胡耀邦

  研究刚刚起步

  去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座谈会,学术界也加强了对他的研究,但从公开出版的著述情况看还有待深入。《胡耀邦传》(第一卷)(张黎群等主编、唐非撰)的出版,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另外,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撰写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重点回忆了改革开放以后胡耀邦的经历,披露的绝大部分都是一手资料,可作为前书的重要补充,对人们了解党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了解那段历史,具有独特的价值。此外,不少刊物也发表了一些记述胡耀邦的文章。其中论及最多的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农村体制改革这三项决定性的工作中的突出贡献。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用“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丰功伟绩、千古流芳”十六个字概括了胡耀邦伟大的一生。任仲夷对胡耀邦反“左”印象深刻,说胡在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都尽可能对那些“左”的东西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有益之事。

  张闻天

  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得到承认

  杨尚昆晚年曾满怀感慨地说:“对于张闻天至今也还有个‘拨乱反正’的问题”。关于张闻天的领导地位,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众所周知,1935年遵义会议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在组织上结束了博古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新的中央的领导。但新中央是以谁为首的?党史上是否存在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冯建辉认为,张闻天是党的一任领袖,其中“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何方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还认为,张不仅是名义上的总书记,而且在实际上也起到了总书记的作用。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一本张闻天传记,书名即是《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李涛编著)。2005年底,由张培森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画册》,第一次以“在总书记岗位上(1935—1938)”为章节,以大量珍贵的图文资料,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期间的工作情况。但在学术界,对遵义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还有些不同意见。

  对张闻天晚年的理论,学者们作了较多研究,认为,张闻天理论上最大的最有现实意义的贡献,是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上。他于1963年所作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尤为学者们所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张闻天的这篇论著不仅是过去批判“左”的错误理论的武器,也是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把钥匙。他的社会主义观是他个人晚年理论研究最有光彩的篇章,是党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份财富。另外,张闻天的民主观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指出,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是张闻天思想遗产中的一大亮点,从实践中看,张闻天是中共党史上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的一代“明君”。

  李文林

  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形式

  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肯定了“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武装割据形式。但李文林被诬为“AB团”当作反革命杀害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封信也抹掉了李文林的名字。

  近年来,学者肯定了李文林式的割据,认为这种不同于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公开割据的秘密割据形式,是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运用这种形式建立的东固根据地号称“东井冈”,有力地配合了朱毛红军进军赣南闽西。

  彭公达、卢德铭、黄平

  他们也是起义领导人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中,曾有一些为革命作出卓越贡献,过早牺牲或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叛变的人,随着党史人物研究的深入,得到重新评价。如说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往一般只讲毛泽东领导,在最新修订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不仅讲毛泽东,也讲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肯定他也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对总指挥卢德铭,学者们也肯定了他的领导人地位,他在起义失败后,支持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主张,为实现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如,以往讲广州起义领导人,一般是不提黄平的。因为他1932年在天津被捕叛变革命了。近年来这种状况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提到起义的领导人时,就没有因为他晚节不好,而否定他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董存瑞

  牺牲前喊的口号究竟是什么

  说起董存瑞,人们就自然会想起他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事迹,会想起英雄牺牲前高呼的:“为了新中国,前进!”在电影《董存瑞》及小学课本中都会看到这样的描写。其实,董存瑞牺牲前说的并不是这句话,那么董存瑞牺牲前究竟喊了什么呢?据董存瑞的亲密的战友郅顺义回忆说,董存瑞在炸碉堡的瞬间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卧倒!卧倒!快趴下!”虽然董存瑞在牺牲前喊的不是“为了新中国,前进!”但这丝毫不影响英雄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

  陈独秀

  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

  事实上,连陈独秀算不算“党史人物”,都曾有过争议,因为他后来被开除出党了。但开除出党,不可能从历史上把他抹去。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进去了。把陈独秀列入党史人物,这带了一个好头。其实,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过,将来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

  关于陈的评价,近年来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以往的党史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葬送了大革命,他要对革命失败负责。有学者根据档案指出,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共产国际斯大林应对大革命失败负责。还有学者认为,大革命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认真研究,结论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所犯错误有重大责任,但也不应当完全由共产国际负责。在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犯错误的表述上,上书放弃了以往党史书中常用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说法,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近几年,晚年陈独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学者认为陈独秀在晚年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主张依旧不变,但在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前进,强调中国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民主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陈独秀晚年是否接受过来自国民党的资助问题,以往均认为没有。有学者在台北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了6封与此事有关的朱家骅与陈独秀来往信函。他依据这些信函指出,陈独秀接受了资助,但收得并不情愿,也没有拿为国民党办什么事来作为交换。

  学者们认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恢复,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历史真貌。郭德宏指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他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同时对他的错误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还认为陈独秀的“托派”主张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当然是错误的探索。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主要是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全国大暴动计划和在中东路问题上保卫苏联的口号。历史已经证明李立三是错误的,因此,开除他的党籍也是错误的。

  王明

  不光有大错,也有大功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似乎终其一生也没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而对其犯错误的根源也缺少中肯的分析。

  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近年来学界对这些定性有了新提法,把两次错误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同时,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学者指出,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另外,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时期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特别是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界通过分析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的评价——“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是客观公允的。

  抗战初期王明犯了右倾错误,这是党史界的共识。有学者撰文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王明有不同看法,基于对王明政治主张的分析,认为不能笼统说王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大量史实说明,王明是坚持党的独立性的。

  博古

  遵义会议下台后的表现

  长期以来人们说到博古时,往往只知道他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却很少知道他在遵义会议后的重要表现。学者们指出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先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和王明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其次是多次参与国共两党谈判,广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在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是创办党的喉舌《解放日报》,培养了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另外,黎辛、朱鸿召著《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辑录了博古佚文21篇,选录博古遇难迄今有代表性的回忆、研究文章,对博古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向忠发

  不再说就全坏

  对向忠发、林彪等曾在中共党史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最终叛党、叛变了革命的人物,研究者们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就全都好,说“坏”就全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比如对向忠发,研究者不因他的叛变完全否定他的历史,肯定他曾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领袖,为北伐的胜利做过有益工作。他当上总书记后,也并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人云亦云的傀儡,挂名的总书记。他在一些问题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比如1930年在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中敢于坚持己见(虽然他的看法是错误的)。再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是否派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问题上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是否让毛泽东作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问题上,他做出了正确决策,提出让毛泽东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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