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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添加时间:[2008-03-20] 作者: 浏览次数:3332

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

 

    杜润生是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是公认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

七省三县座谈会首次讨论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

    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

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

农委主任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对于包产到户,华国锋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3月22日,王任重又到会讲话,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

    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

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突破阻碍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

     王任重在会上讲话,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会议开始,分组进行讨论,让大家放开思想。我安排周曰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一些地方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但赞成王任重讲话的人占多数。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讲了一个大决策: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长期规划会议邓小平讲话

    1979年底,包产到户虽然在全国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但由于一些地方自发仿效,其数量在逐步增加。

    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这时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主持会议。他先召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

    在讨论粮食问题时,我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会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

    姚依林提到这个问题,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宽一点。

    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的这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组织全国性定点取样调查

    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的讲话精神,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全国性定点取样调查。全部调查主要搞清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重新认识家庭经营。家庭经济既照顾了农民的要求,农民也相应地接受了土地的公有制,这有利于防止非耕者对土地的垄断,包产到户既继承而又跨越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平均承包土地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人多地少,工商就业机会缺乏,人们靠土地为生,口粮是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农村改革不能不关注分配上的起点“公平”,团结绝大多数,稳定绝大多数。

第三,为什么先进地区也要搞包干到户的问题。这与我们原来的估计也不一致。从调查资料来看,主要是由于农民要自主、要自由。

显而易见,包产到户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形成一个公私多种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出单一型所有制不具备的功能。

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诞生

198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准备起草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我出席国务院会议发言。我在会上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第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因为担心出现差别、两极分化,结果搞了绝对平均主义。第三,包产到户实际是公有土地、家庭经营,这种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

在我讲话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薄一波。他表示:这个介绍很好,说清了问题。

1981年冬,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摘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揭开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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